对我而言，去职校当老师是偶然。在那之前，我对职校几乎没有了解，只有一个大概的印象。这也有好处，就是我对职校没什么偏见，去工作的时候还挺期待的。
现在回看，这段经历对我有很大影响。我没有办法评价自己作为老师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两年的职校生活是很值得的。它让我交到了新的朋友，了解到了更多东西，接触到了不同理念，心态和认识都有了一些变化，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人变得更包容了。
陆千一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
作者简介：陆千一，1998年生，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。写小说，偶尔写诗。曾在西北地区一所职业院校执教两年，任语文教师。出版《我是职校生》。
离开职校以后，我把在校期间对学生的访谈，做成了一本口述形式的非虚构作品《我是职校生》。出版过程中，我产生一个念头，想用一部分版税去做一些与职业教育相关的公益活动。于是在今年的二三月份，我和岭南基金会签下合作协议，成立了兆春基金，致力于职业教育和劳动处境相关议题的传播实践。与此同时，我也在制作一部纪录片——《我的职校同学》，关注职校毕业生的去向，目前正在云南拍摄。
陆千一及其作品《我是职校生》
混乱
我是2022年夏天进入职校工作的，那时我从北大中文系已经毕业一年了。我喜欢创作，早先的自我规划是做文字类的工作，上学期间就开始给媒体写稿。等到毕业，我便选择去了一家出版社。
但我发现完全跟文字接触的工作并不是自己喜欢的，而且朝九晚五的单调生活也让我感到表达欲正在变弱。于是半年之后，我辞职回了老家，准备找一份其他类型的工作。
一天，家人推给我一个链接，当地一所职校招聘。我看了看，自己的专业恰好符合要求，就投去了简历。后来经过面试，我在五六月份的时候办理了入职手续。我对职校的工作丝毫没有想象，因为没接触过，我的教育经历是一条通常意义上的“好学生”轨迹：重点初中、重点高中、北大，家里的兄弟姐妹倒是有读过职校的，但大家见面并不会聊学校的事。
进入职校以后，我确实见识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。学校9月份才开学，新生还没有来，所以我先是被分到了各种办公室，跟着同事实习。其中有一位老师，兼着数学老师、班主任和行政三个岗位，看上去总是很累，最常挂嘴边的话是“没有办法”。我跟她说想去班上看看，正好赶上一节自习课，她便带着我去了，结果看到的是一片混乱：教室里连灯都没开，学生们有的到处玩，有的趴在桌子上睡觉。更让我吃惊的是，那个老师没有生气，只是进去打开灯，走到一个学生跟前把他叫醒，然后转了一圈，轻轻说了句“你们怎么又不学习”就走了。
其实之前我就问过她关于学生的情况，她只是淡淡地说“学生特别难带”。她也给过我一个建议：带班没用，多上课，评职称。我当时模糊地知道这是为我好，却尚不明白背后意味着什么。
真正开学的第一天，我所经历的依然是混乱。那个早上，我迈着悠闲步伐准备去上课，突然撞见了一位校领导，站在路中间冲着学生大嚷：“提前十分钟进教室！磨磨叽叽的样子，说了多少遍！”话音刚落，人群霎时乱了，掉东西的、洒豆浆的，吵吵嚷嚷，别提多热闹了。我也连忙钻进了人堆里，灰溜溜地朝前走。
起初，我应聘的岗位是辅导员，负责两百多个学生的生活。入职后，学校通知我还要兼任三个专业的语文课——由于缺人，辅导员兼课在这里是常态。就这样，我讲了人生中的第一堂课，而且被打断了三次。
第一次是一个老师径自闯入，往讲桌上扔了一张教学登记表，大致是让填一些科目、纪律之类的情况，关键要写清应到和实到人数。后面两次，进来的人都是先在门口徘徊，然后走到教室最后站着，也不说话，不知道要干吗。我本来就没有经验，这下更加手足无措，对方可能也发现影响到我了，停了片刻便出去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叫“查课”，主要是查纪律、收手机。再后来，因为查课频繁，慢慢也就习惯了，同时习惯的还有来自主任办公室不断的召唤，喊我过去领学生、领手机。
学生送给陆千一的画
紧绷
严苛的管理和紧绷的秩序是职校的日常。校园封闭，作息定时，教室有人查，宿舍有人盯，不少老师都对此叫苦不迭，每天正事办不了几件，一日有半日得充当人肉门禁牌。这也是导致我后面离开的一个主要原因，我实在无法接受这样的教育理念。
这样的情况当然有其缘由。老教师中就流传着一个学校早年的传说：两个学生出门去食堂，路上不小心彼此相撞，便把对方打进了医院。一个跟我一样新入职的同事在开学几周后也经历过一番“大场面”：某天晚上，他在宿舍楼值班，一个黑影手持甩棍闪过监控画面，他赶忙冲上楼，不仅搜出甩棍，还撞进了一个烟酒狼藉的六人间，等到转身出来，又迎面碰上个叼着烟的花臂少年，若不是那孩子及时说了声“老师好”，他都不敢没收对方的烟。
类似的无厘头事件看似荒唐，在职校里却见怪不怪。久而久之，学校再没心思顾及其他，疲于应付且胆战心惊。对于年轻教师，老教师永远有一个教诲：“这群学生和别的地方的不一样。唯一的办法就是严查严管，不给好脸。”全体开大会，领导也给出一条纲领式的忠告：“老师就是老师，绝不能和学生打成一片。”
所谓职校是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的统称，我执教的属于后者，即通常说的大专。就生源而言，这些大专学生主要来自中专转段（指学生进入中职学校学习三年，通过转段考试升入衔接的高职高专院校学习）或高考单招（一种由高职院校在高考前独立组织并进行录取的特殊招生方式），也有非常少的一部分是通过常规高考升入的。这三者尽管存在些许差异，比如转段的学生因为有中专基础，在专业技能上相对更强，普高生则在基础学科、理论知识方面优势更大，但总体而言都是在应试和优绩主义评价体系中处于不利位置的孩子。他们过往自主学习和自我管理的经验相对不足，身上也体现着更多的社会化特征，传统的学校管理模式很难适用于他们。
从逻辑上讲，职校对学生的管理采取的其实是一种与流水线工厂相似的模式，都是用规则制造顺从，为所有行为安排责任人，从而最大程度降低事故发生的概率。包括换宿舍这样的事情，明明学生自己就能去申请、盖章，也非得要求有老师带着。有个学生便对我说过：学校这样做，就是不想让我们有自主思考能力，将来把大家送进流水线就完了。
对此，一些年轻老师起初跟我一样，也心有不满与不甘，时间久了却都渐渐失了望。问题的发生似乎不囿于某所学校，更不是几个老师可以解决：职校的师生比低，每个老师负责上百名学生，加上技术滞后、实践条件有限等硬性问题尚难解决，教育很多时候只能让步于管理。
甚至许多职校还将禁闭式管理当作了吸引家长的“优势”。仅就我所在的学校来说，许多孩子来自本省农村或城市农民工家庭，留守或单亲家庭的不少。家长们或在外打工，或无力管束，学校是一个心照不宣的安全所在。每每联系家长，我总是烦恼得很，十个电话有一半不通，好不容易通了，也是一概不知、一概不管。
学生们在宿舍过生日 本文图/受访者提供
缺失
尽管对于学校的管理，我不是那么认同，但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，因为这个问题的指向性是明确的。然而关于学生，我有段时间却有着许多想不明白的困惑和迷茫。为此，我压力很大，经常靠暴食宣泄情绪，结果胖了不少。
比方说在课堂上，我讲课本，学生神游，听不进去；尝试讲课本外的，读卡夫卡、读余华，同样没人感兴趣；带大家看范雨素，预设会有共鸣，最后还是落空。我去请教过教研组，对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说：“我们这儿的学生就是不听课，作业就是抄的。”
又比方说在生活上，我试图与学生建立连接，却往往得不到回应。例如班里的女生少，我专门拉了一个群，平时说话方便一点，一开始有人还会在里边分享一些东西，虽然通常只有我一个人回复，但慢慢地，连这点互动都没有了。
最让我感到受伤的是一个女生。她上课总是睡觉，没什么精神，状态非常差，整个人面黄肌瘦的。后来我得知，她谈恋爱了，男朋友异地，为了周末能够见面，平日省吃俭用，基本上只拿泡面充饥。于是我去宿舍找她，劝她照顾好自己，不要因为恋爱而太过消耗。没想到劝完以后，别的同学偷偷跑来告诉我，我们谈话的时候，她的手机一直保持着跟男朋友的通话状态，两个人还揶揄我莫名其妙，说我挺搞笑的。这个事情我挺伤心的。其实理智上我能接受，但在情感层面，我始终觉得自己是被“背刺”了。
真正开始了解这样一群学生，是从学校防疫最严格的时候。学生们待在宿舍出不来，我就买些零食去看他们，或者帮他们带些其他需要的东西。这些微小的善意，不期然地激起了涟漪，之后我再去宿舍楼值班，放下包转一圈，回来发现里面竟然塞满了小礼物。
更意外的回响，来自一个看上去老实木讷的男生。他刚来学校时很沉默，从没主动和我交流过。直到那段时间的一天早上，他胃疼，才向我开口问能不能帮忙看看药店开没开。我答应了，转头却忙忘了，等再想起来，天都黑了一半。我很愧疚，赶紧买了给他送过去。他拿到以后特别感动。
又过了几天，他破天荒地来找我聊天，把自己从小到大都讲了一遍。听了他的讲述，我意识到，这些十七八岁的孩子，生活经验实际上远比我丰富。在这种经验落差面前，传统的师生关系无疑是失效的。但如果想要跟他们建立信任，其实也很简单：只要把他们当作平等的人，就能得到他们的认可，只要真诚地对待他们，他们也会真诚地对待你。相比教育，他们更缺失的是情感的支持。
当我与学生慢慢靠近，也逐渐明白了他们为什么对学习不感兴趣。他们在“中考分流”这一宏观制度下，过早地承担了“成绩差”的后果。而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资源不匹配是致命的，从师资、教育环境到资金，职校在各方面都未跟上，学生学不到东西，看不到效果，自然觉得没用。对他们来说，“打螺丝”是更稳妥的方式，或许赚不了大钱，但至少不会挨饿。
因此，很多学生一边上学一边在学校的各处兼职，假期则出去打零工。有个学生利用一切课余时间尝试不同的工作，送过外卖、跑过车、当过中介、开过店，还半夜去机场搬过快递。他见到老师从来不打招呼，我每次找他交流都像是“倒贴”。他觉得我是温室里的花朵，讲的道理没用。
上图：陆千一写的作业评语
下图：学生们在随堂写作活动中写下的文字
核心
在职校工作两年以后，2024年5月，我递交了辞呈。正好我的学生已经进入实习学年，即将毕业，此时离开也许是一个合适的时机。
最初，我有过一种简单的想法，觉得一切可以改变，也努力去改变。比如学生请假出门，我大都批准；学校有时抽调班级到一些会议“撑场子”，别的班强制学生去，我的班全凭自愿。我希望给他们自由，培养他们的自主性。我还试过在更高层面上进行改革。学校规定，学生每天早上六点晨跑，很多人起不来，到了操场也是绕圈乱逛，熬到进了教室再补觉。我拟了一个方案给学校，把晨跑改为Keep打卡，并且取消早自习，同时建议领导，晚自习也可以报备请假。领导批准，同意在我的班里先做试点。然而两周之后，改革就被叫停了。领导说据他的观察，三十多人的班级，每堂晚自习只有五到八个人出勤，其余都在宿舍打游戏。他批评我思想有问题，宣布我停职两周，班级临时分给其他老师。
如今回想，那次改革的确有不足之处：全校只有一个班享有自由，其他学生心里会不平衡，全面推行又不现实，学校有限的管理资源不足以应对宽松的管理模式。但我依然认为，这场实验需要得到更充分的时间检验，教育是一个缓慢的过程，学生的不自律是长期接受被动管理的惯性，仅仅两周难以矫正。
而就在改革失败后不久，又一件事的发生，让我彻底下定了辞职的决心。周一，一个男生没来上课，室友说他周末出去后就一直没回来，电话也打不通。我有点紧张，报了警，虽然学校并不赞同这么做。后来男生回了电话，原来他被同乡骗了钱，躲在酒店。第二天，学校请来了男生的家长。父子俩给我道歉，觉得让我丢脸了。事后，我再次被停职两周。我感觉自己没法再这样工作下去了。其实职校这样的局面，究其根本是由于欠缺教育的能力和资源。许多职校无法给学生提供适应市场的技能学习和丰富的文娱生活，也没有能力给学生创造更接近行业的机会，只能把精力放在管理上。这有点类似于一个公司不行了才会去抓考勤。反过来，学生学不到东西也看不到发展机会就会很闲，更容易出问题，更难管理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。
包括近几年 “专升本” 率的提高，背后的原因是一样的。尤其一些工业欠发达地区，升本率相当于变成了职校的一个KPI。而从学生的角度来讲，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虽然可以学到一些技术，但是非常有限，找工作时没有那么容易，特别是单招和高考来的那些人，在学校待了两年就要马上进入劳动市场，很多人都是迷茫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升本也成为延缓焦虑的方式。他们不是为了提高学历而去升本，只是不知道该做什么工作、能做什么工作，或者不想工作。
我带过的那些学生，大多在毕业后也选择了升本，即使升不到好的学校，升一个民办总还是可以的，仅有很少的一部分去了发达省份进厂或者回老家做小生意。事实上，升本并不意味着更好的出路。我最近在拍纪录片时就遇到了这样的例子，那个学生在职校读的是一个化工类专业，升本后反而找不到专科时能找到的工作了。我这才知道，有些企业招本科也招专科，但不太招专升本，专科是最基层的技术工人，本科的岗位可能稍微提高一点难度，专升本卡在中间，不上不下，却又因为升了本，薪资势必要高于专科。
归根结底，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不太一样。它跟就业的关联更紧密，更受劳动市场的影响，怎么让学生获得就业技能，怎么把他们送到劳动市场中，才是职业教育最核心的问题与最重要的目标。这不单纯是职校自身所面对的，而是需要整个教育体系的相应调整，甚至只说教育体系也没有用，还需要一些政策的支持，以及企业和社会的协同。
当然，职业教育在未来肯定会不断完善、不断发展，就像以前的职校管理可能更严苛，各个方面可能更缺失，现在已经好很多了。而且据我了解，今年的中高考还出现了一些高分学生主动选择职校的情况。我相信，职业教育的趋势会越来越好。
发于2026.8.17总第1248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杂志
杂志标题：北大毕业生到职校当老师
口述：陆千一
采访、整理：本刊记者/徐鹏远
编辑：杨时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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